在批判性对话中彰显英美聊斋学的特色与价值——评《英美聊斋学研究》
海外汉学,狭义而言,指的是以古代中国为研究对象,对中国文学、哲学、历史、语言等开展的相关研究。就中国文学而言,早于明清之际的来华传教士,如罗明坚、利玛窦等便对《诗经》开展了译介;而后法国传教士陆续来华,又相继将小说和戏曲纳入了译介和研究的视野,如由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所译之《今古奇观》中的几则短篇、马若瑟译出的《赵氏孤儿》,此外还有威尔金森的《好逑传》(1761年英文,也称帕西本) 等,逐步引发了西方知识界的关注。
进入19世纪,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人纷纷来华,对中国社会的认知需求日益强烈。小说,这一反映广阔社会生活的文类,开始大量进入汉学家的视野。作为展现中国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式的一部杰作,《聊斋志异》 很可能不晚于19世纪30年代,便以单篇译文的形式被转译为了英文。从19 世纪40年代直至21世纪,英语世界对这部小说的兴趣与日俱增,由此也累积了大量的纸质文献,乃至图像资料。
20世纪80年代以降,特别是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学术界对海外汉学开展了近乎全方位的研究,这其中便包括对中国文学经典海外译介与传播的研究。但由于外语学科知识背景和研究习惯的问题,关于典籍外译的相关著述,大多停留于对翻译技巧与翻译策略的讨论上。铺陈大量的汉学翻译语料,却缺少对汉学译作背后思想内涵的挖掘,更遑论与国内相关研究开展批评性对话;另一方面,国内的相关研究者因不通外语,对海外汉学界的译介和研究成果,往往只能“望洋兴叹”,难以吸收和借鉴。
故而如何摆脱“两张皮”的 研究状态,构架起一座沟通的津梁,促进二者间的互通、互识与互补,成为当前一项重要的学术任务。而近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 《英美聊斋学研究》一书,便尝试在批判性对话中实现海外汉学界与国内聊斋研究的沟通,进而构建中外聊斋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全书除引言、结语与附录外,共分为五章。以问题意识为纽结点,对近二百年来英美汉学界对 《聊斋志异》 的译介、评论、研究、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与论述,呈现出与以往相关研究迥然不同的特色。
首先,力避西方理论的简单套用,而是让理论潜隐于文本分析之中。面对浩如烟海的西方翻译理论和文艺理论,本书并没有简单援用,而是充分考量各汉学译文与译本的内在肌理,以及外部的译者身份、西方文化思潮与中西跨文化语境,择选典型译例归纳特色,使得对汉学翻译的探讨能够切中要害,让人读来颇有耳目一新之感。
比如在西方消费文化语境中探查英国汉学家闵福德聊斋译本的独特性,归纳出通俗性、幽默化、猎奇性与欲望化四个译介特色。难能可贵的是,这些结论的得出,完全是基于对翻译文本的精心细读,绝非空穴来风。闵福德曾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及翻译与“奇趣汉学”等话题,提倡要“游戏地学术”,将中国文学的乐趣分享给西方读者,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本书的观点。
又如本书对华裔汉学家邝如丝与张心沧译作的解读,暗合了流散理论,显示着华裔学者的故国情怀。英国华裔汉学家张心沧的译介,在对聊斋篇目以及故事的处理上,高度忠实于原文,并且忠实地向西方读者介绍鲁迅等中国学者的聊斋研究成果,其近乎原生态的对外译介方式,有利地推动了《聊斋志异》和中国学术的外传。而考虑到澳大利亚华裔汉学家邝如丝“女性与戏剧表演者”的独特身份,本书充分挖掘出其终身独居的身份特征与译本选篇、译文处理等方面的关联性,也做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分析。比如邝如丝译本选择传达闺怨题材的《凤阳士人》、关于爱情题材的典型故事《小谢》与《阿绣》等;而且邝如丝对它们的处理,也是尽显女性意识。如将原故事标题《恒娘》改译为“Heng Niang’s Advice to Neglected Wife”, 即《恒娘给一个被冷落的妻子的建议》;另邝如丝在处理聊斋中的爱欲书写时,也尽可能展现女性的参与与体验,如《画壁》中朱孝廉与仙女欢合,“遽拥之亦不甚拒,遂与狎好”,邝如丝的翻译不同于翟理斯的“拜天地”,也不同于闵福德“make love to her”的直白,而是译作“Their hearts leapt to ecstasy”。而邝如丝在翻译《孙必振》与《钱流》等篇幅短小的志怪故事时,则由于戏剧表演者的职业习惯和长期浸淫于西方戏剧,而偏重于亚里士多德《诗学》 中所强调的“情节”元素,通过设置“选项”和调整顺序的手法,进一步丰富了两则志怪故事的情节。
理论的潜隐并非拒绝理论,而是依据研究对象的特点,综合运用,乃至“化用”翻译理论与文学理论,尝试从某些特定翻文本中抽绎出某些关于典籍外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思考,更好地发明其译介特色。
虽然本书对翻译文本的研究,已然突破了单纯论讨翻译技巧与翻译策略的层面,深入到了译本生成的外部指令与文化根柢;然而更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对翻译的关注,而是拈出若干的问题,以英美聊斋学为中介,沟通海外的聊斋研究与国内的聊斋研究,显示出海外汉学研究的独特之处和价值所在。
比如,对于国内研究中“王渔洋千金市书说”这一存在重大争议的问题,本书借助于19世纪英国外交官汉学家梅辉立的一篇英文论文,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综合考量后人对“市书说”的不同认识,以及后世对王渔洋诗作的批评,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即“王渔洋并未市书,而是以重金博得蒲松龄默许,继而添加评语与后,将自己的名字与聊斋连在一起,从而留名于后世”。此外,本书还推演汉学家的成果,发掘聊斋故事的本事、揭示聊斋故事潜隐的叙事结构。
可以说,这显示出本书的重要研究思路和方法,即尝试将汉学与国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观照,并开展双向的阐释。一方面,用汉学的成果澄清与辨明国学研究中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以国学研究的成果,批判性地与汉学展开对话。比如,在汉学家评论和译介聊斋时,对于聊斋中的爱欲书写,时有一种过度渲染的倾向。对此,该书翻出历代聊斋评论中的道德教化说,予以纠偏。而对于汉学家在聊斋典故方面的知识盲点,则举出例证,一一订误;进而发现西方汉学家对《聊斋志异》和其他中国典籍的研究和评论,首先离不开外文译本;而对中国典籍的迻译,又离不开精良的中文评注本,比如翟理斯译本之于但明伦的《聊斋志异新评》本、闵福德与宋贤德的译本之于朱其铠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由此也说明,汉学与国学,事实上是紧密相关联的一体两面。
上述研究主要围绕《聊斋志异》在英美的纸质文本传播,这也是目前国内大多海外汉学研究著述所常有的内容。但本书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的内容,将目光投诸《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图像传播,拈出著名导演胡金铨《侠女》,以及徐克、程小东等《倩女幽魂》系列聊斋题材电影,甚至澳洲聊斋纪念币、英美聊斋烟卡等影视和物品图像,整理分析了大量的英文专业影评,钩沉历史文献,结合接受美学、后殖民主义等相关理论阐幽发微,丰富了《聊斋志异》海外传播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思路。
可以说,《英美聊斋学研究》整部书可归入“总体研究”之列,围绕 《聊斋志异》 在英美为主的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但该书又绝非那种面面俱到、对资料作平面化处理的铺陈之作,而是充满着问题意识,在统观性概念的辐射下,以中外对 《聊斋志异》 研究中形成的问题为出发点,从“空白处、未尽处、不明处、有疑处”入手,开展不同译本之间、译本与原著之间、译本与研究之间、汉学家与中国学者之间、研究史与现实诉求之间等一系列的学术对话,以互证、互 补、互解与互识为诉求,建构出了强劲的话语对流。
该书由两大部分构成,除前述的研究心得外,还附有研究过程中辑录转译的大量一手英文资料。作者精心迻译了海外聊斋研究的重要文献,这些篇什均是首次以中文形式发表,或代表了海外聊斋研究的最高成就与最新动向。为此,该书一一撰写了提要,以供中文世界的读者阅读与进一步研究之用。
就笔者目力学养所及,仅就该书做出上述的几点评述。当然该书的可圈点之处,远不止如此。除却理性的学术思考外,本书作者对《聊斋志异》用情至深,以至于在近十年的研究中,不但苦中作乐,还曾夜梦蒲松龄。情感的投入,是该书能够深入理解原著,进而与海外汉学界、中国聊斋研究界的各种认识与观点开展对话的一个重要前提。由此,以《聊斋志异》为津梁,本书尝试沟通海内外的聊斋研究,充分显示出以英美聊斋学为代表的海外汉学所具有的独特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全文终。本文原发《新华书目报》2020年6月26日。
《英美聊斋学研究》以英美聊斋学为研究对象,采用汉学与国学双向阐释的研究思路,希冀促进中外聊斋学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建构。一方面,由学理研判与译本(文)本身出发,以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的视野,综合考量译介文本的移码、译风、意图、性别观、翻译策略、注释方式等;另一方面,延伸至聊斋相关评论、影像、图像等此前被忽略的重要环节上。全书运用互证与对读法,拈出若干问题,使得不同层次与区间的文本之间形成强劲的话语对流,从而形成国学与汉学批判性对话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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