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汉学家林西莉：为《汉字王国》跑考古工地

      

      林西莉（塞西丽娅·林德奎斯特），1932年6月4日生于瑞典隆德。教授、作家，曾担任瑞中友好协会会长。1952-1961年与1963-1966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艺术史、文学史、斯堪的纳维亚语、通史和汉语，获得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1961-1962年在北京大学学汉语，同时在中央音乐学院古琴研究会学古琴。1963-1994年全职担任高中老师，教授历史和文学，1971年起，同时教授汉语。曾出版多部关于中国的作品，1989年出版的《汉字王国》和2006年出版的《古琴》，双双获得瑞典最高文学奖——奥古斯特文学奖。(《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雪莲发自北京)

　　★我很高兴当初选择了不写成博士论文，而是把《汉字王国》写给每个人。

　　★对汉字的研究是可以不断更新和完善的，我的很多分析会持续很久。

　　★1961-1962年的学习让我了解到中国文化的深度，它如此吸引人，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

　　打通林西莉在瑞典的电话，立刻就能感受到她的欣喜之情。

　　尽管那个在中国古琴大师王迪指导下认真学琴的清秀瑞典少女，如今已是83岁的耄耋老人了。但时间能带走年轻的容颜，却带不走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此刻，她在位于斯德哥尔摩南部的家中书房里用英语接受采访。据说，她家庭院的一角种着竹子，如丝的古琴曲时常萦绕着细竹；别墅内的墙上挂着中国字画，书架上摆放着中国古籍尤其是各类关于汉字的书籍，更为醒目的是墙角那把暗红色的古琴——那是北京古琴研究会赠给她的一把明代的“鹤鸣秋月”。

　　林西莉跟中国的缘分，源于七八岁时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一把写有中国汉字的粉红色纸伞，这个由传教士带回来的礼物开启了林西莉对遥远东方的兴趣之门。上世纪五十年代，林西莉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汉语，曾聆听过瑞典优秀的汉学家高本汉的讲座。

　　在读了九年大学之后，1961年，28岁的林西莉拿着瑞典国王的推荐信，终于来到了这个说汉语的东方国家——她随丈夫（瑞典作家、外交官斯文·林德奎斯特）定居北京两年。她在北大学汉语，并师从古琴大师王迪学古琴。1973年起，她几乎每年来一次中国，有时候一年来几次，她痴迷于中国陕西安塞的剪纸，已经收集了150多种不同的剪纸，打算将它们整理出版。

　　在50多年前的中国生活的这段“稀有而独特”经历让夫妇二人名利双收。他们写的关于中国的文章在瑞典最大的报纸以及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世界大报上发表，他们在中国买了一辆汽车，从印度加尔各答出发，进行了跨越亚、欧、拉美的自驾旅行，并于1969年出版了《跟阿隆一起旅行》一书。

　　回到瑞典后，林西莉在一所高中教授历史、文学、汉语，从此，中国成了她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林西莉常常受邀在瑞典和欧洲参加各种有关中国现状的讨论，也会被瑞典和全世界的媒体采访，2008年时，她还被瑞典电视一台邀请担任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的转播嘉宾。

　　1989年，林西莉撰写的《汉字王国》出版，此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中国文字的起源的特点，选取200多个与人的生活有关的字进行细致的讲解，如与人的身体、住房、器皿、丝和麻、家畜、农具、车船、道路等有关的字，同时分析和描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从而使人加深对文字的理解。既有深度，又很好读。本书初版于1988年，至今已被翻译成七八种语言（包括中文），据说是西方人学习汉语的主要读物。

　　在西方传播汉字文化

　　《国际先驱导报》：为了研究汉字，你很喜欢到中国的考古现场去？

　　林西莉：对，我数十次到中国进行调查研究，见了很多考古学家、建筑学家、语言学家、植物学家等，他们都很友好地让我进到考古现场，给我看他们的新发现和研究成果，讲解我不明白的东西。于是，我每年定期到中国河南、陕西、山东等地的几个大考古现场看看，但凡在一个地方发现一种工具或文物器具与某个字的字形有关，我就很兴奋，想去看一看。

　　Q：你花了15年研究、8年写作《汉字王国》，最后出版的却是本通俗书，为何这样选择？

　　A：我开始打算为写博士论文而做汉字的研究，我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学系的导师很鼓励我做这个题目，但当我开始做时，我觉得博士论文只有10个人会看，而且大多数人只知道从中找错，而我想通过汉字来讲故事，讲童话。写作时，我检查每个细节，跟很多专家讨论，读了很多中文书。我的目的是，让那些不是专家的普通读者也能读懂，并通过这本书了解中国。

　　1971年，我开始教18个学生学习汉语，令我高兴的是，瑞典教育部现在规定，在未来5-10年，每个瑞典的学校必须设置汉语课程，他们用我的书作教材。我很高兴当初选择了不写成博士论文，而是写给每个人。

　　Q：你熟悉的研究中国汉字的专家有哪些？

　　A：我在中国和瑞典时，读过很多不同的中国语言学家和古生物学者的书籍，这些书现在在我瑞典的家中保存得很好。此刻我就在我书房书架上的胡厚宣教授的巨著《甲骨文合集》的旁边，我对裘锡圭教授的作品也非常熟悉。出版了《汉字王国》之后，我差不多就没有继续研究汉字了，我开始写作关于古琴的书，我只跟在法国、瑞士和荷兰的几个老汉学家联系过，在英格兰也有一些汉学家，我并没有直接联系他们，因而我对西方研究汉学的专家也不太熟悉。

　　当然，汉字太多，对汉字的研究是可以不断更新和完善的，但是我的很多分析会持续很久，因为它们跟考古专家在河南安阳等地发掘的材料紧密相关，也跟现实——几百万年前就以中国的山川、河流、田地等的形状紧密相关。

　　汉字、古琴和剪纸

　　Q：概括来说，你对中国文化的三个兴趣点分别是：汉字、古琴和剪纸。为何你认为三者是紧密相连的？

　　A：三种艺术形式是中国文化的中枢，它们拥有悠久的历史，对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古琴表达了中国社会文化层面的内在情感。透过那些美妙的古琴乐曲、给乐曲配的诗歌，以及与之相契合的旋律，还有那些不同领域的重要学者编撰的关于古琴曲的故事，我们能够深入走进中国文化的深处，并找寻到自己，满足自己对自然的最内在情感需求。

　　以名曲《胡笳十八拍》为例，它表现的是建安时期才女蔡文姬远嫁匈奴的悲惨故事，她在塞外弹琴，看大雁往南飞，格外思念故乡。然而多年后，文姬被曹操解救回国，她先是感到宽慰，继而恸哭：“我怎么能离开两个儿子和丈夫呢，他虽然是敌人，但我却爱上了他。”于是她写出了世界上最美的诗歌，包括《后汉书》中收录的440首，而后也谱出世界上最动听的古琴曲。

　　这里，你就看出了古琴乐曲跟诗歌和汉字之间的紧密联系了吧。这种清晰的联系还能在著名的学者查阜西1958年编印的《存见古琴曲谱辑览》里看到，这本书收集了很多不同的优美旋律和诗歌。

　　而剪纸和汉字也有紧密联系，如果你仔细看商周两朝的金文，你能清楚地看到这些文字跟剪纸运用相同的方式来描述不同的主题——都突出大致轮廓。你能在我的《汉字王国》和《古琴》里看到三者的广泛联系。

　　Q：古琴那么难学，你是如何坚持下去的？

　　A：我刚开始学了一段时间，觉得太难，几乎要放弃，但是我的老师们，特别是王迪老师很仔细地向我解释：一个音连着另一个音，开启了人对自然、内心和中国文化的大门。古琴乐像冥想，是一种内在的感情。当我体悟到这些，古琴就变得容易学了。现在琴就在我旁边，虽然我现在变老了，手不灵活，但是在没人听见的时候，我一个人会弹，只为我自己的内在愉悦而弹。

　　中国岁月影响一生

　　林西莉跟前夫斯文·林德奎斯特育有一子一女，1986年两人离婚，斯文同年再婚。如今，子女们各自成家单住，林西莉一个人住在家中，她的日程也排得满满的，甚至每天都会收发电子邮件，让人惊奇于她的独立、活力和紧跟时代。

　　她跟前夫合著出版了数本关于中国的书籍：《从内部看中国》（1963），《亚洲的经验》（1964），《毛会说什么呢？》（1979）和《中国》（1980年）。

　　虽然这些与前夫合著的作品尚未出版中文，不过，林西莉依据她给家人和朋友的书信以及自己的日记写作的《中国记忆：1961-1962》，将于今年12月在瑞典出版，目前正在被翻译成中文，预计将于明年6月出版。

　　采访结束前，她即将去欧洲参加一个中国民乐音乐会——虽然年老导致手指不灵活，她已经无法上台演奏古琴，但她还是很乐于去听听自己日思夜想的中国民乐。

　　Q：在中国时，什么令你印象最深刻？

　　A：1961-1962年，中国政治形势很艰难，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担惊受怕的中国人，当时中国有很多政治运动。我刚来时，很难买到食物，吃的东西很差，北大有200多名留学生，已经被照顾得比中国学生更好，留学生有自己的食堂，但中国学生只能在空地上领取面、米饭、白菜吃，很多人都营养不良。即使我得到了很好的食物，但仍旧缺乏蛋白质——我在瑞典都吃鸡蛋、奶酪和火腿，我掉了很多头发。

　　但是我很高兴能够进古琴研究会学琴，这是一个跟外面气氛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在拯救古琴音乐。这两年的学习让我了解到中国文化的深度，它如此吸引人，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因为我是一个外国学生，古琴研究会的老师们很爱护我、照顾我，他们解答我所有的提问，总是帮助我，我也深深地被他们所影响。

　　两年后，我丈夫想离开中国去印度，但是我很喜欢这里，我想留下来，但最终没办法离开了，直到1973年我才再次来到中国。

　　Q：你两次获得瑞典最高文学奖——奥古斯特文学奖，非常罕见。

　　A：对啊，1989年因为《汉字王国》获得过一次奥古斯特奖，那是这个文学奖首次颁奖，就给了我。我还被奖励了100克朗，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三年后，这个奖又增设了三个不同的奖项，分别给每年的最佳小说，最佳专业题材书籍，最佳儿童书籍。2006年我的《古琴》获得了最佳专业题材书籍，我又得了100克朗！获奖让我的书有了很多读者，我也因此被邀请在全欧洲做演讲，跟成百上千热情的读者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