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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奖者座谈会在京举行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奖专家颁奖并表示祝贺

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 摄



8月24日上午,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办、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承办、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协办的“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奖者座谈会暨中国文化翻译与传播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亚洲大酒店隆重举行。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简称“特贡奖”)的部分获奖者代表、国内高校与出版机构代表等就“中国文化翻译与传播”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研讨。来自多个国家的参与2016“中外文学翻译研修班”嘉宾一同听席本次座谈会。

“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政府自2005年始设立的一个旨在表彰对中国文化传播与研究做出杰出贡献的海外学者、翻译家与出版家的一个国家级重大奖项。本届特贡奖的获得者共19人,其中14位外籍和外裔中国籍作家、翻译家与出版家入选本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5位青年学者荣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奖。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2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代表中国政府向获得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外国专家颁奖并表示祝贺。24日举行的本次座谈会则作为特贡奖的延伸性重要活动,与会嘉宾就“中国文学翻译”、“中国图书的海外译介与推广”、“汉语习得与语料库建设”等议题进行经验分享与交流。

出席本次座谈会的特贡奖得主有:缅甸翻译家通丁,新西兰翻译家邓肯·坎贝尔,越南翻译家、越中友好协会副会长阮荣光、韩国翻译家金泰成,尼日利亚作家奥努奈朱·查尔斯,格鲁吉亚青年汉学家、格鲁吉亚汉学家协会主席玛琳娜·吉布拉泽,土耳其青年翻译家吉来、沙特青年作家阿里·穆特拉菲、埃及青年翻译家哈赛宁、捷克青年翻译家李素。

首先,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黄卓越教授对在座的获奖嘉宾表示诚挚的祝贺。他表示,“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凝结着多年来每位获奖者的大量的心智和辛勤工作,同时也是中国政府对每位友好人士表达谢意的一种最佳方式。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自2005年启动以来,不断调整评选标准,一方面是加强了遴选精准性,并相应地增加了翻译领域的比重;另一方面则是拓展地域的包容面,今年获奖者的地域跨度已覆盖亚洲、欧洲、美洲、非洲与澳洲5个大洲。除此之外,自去年增加的青年成就奖,使特贡奖体现出更为广泛的层次性,同时也将对未来的期待寄予其中。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中心作为本次座谈会的承办方,是自2014年起由中国文化部与北京语言大学共同建立的机构,目前已承办多场政府一级对外文化活动,组织多方翻译家、汉学家展开交流与研讨,促进中外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此外,中心依托“中国文化译研网(www.cctss.org)”平台,建立翻译家与汉学家、图书出版等数据库,发布多方中外互译合作项目与信息,为中国图书、影视等作品的海外翻译与传播提供交流合作与资源共享平台。中心希望借助此次座谈,对海外汉学与翻译的情况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以推进多方的友好合作。

接着,特贡奖获奖者代表分别就自己的翻译工作经验与中国图书的海外出版及其推广工作进行分享与交流。有关翻译的语言,新西兰翻译家、汉学家邓肯·坎贝尔认为“翻译”应该是译者把自己隐形起来,让作品的原作者与读者进行更为直接和近距离的沟通与交流,因此这就更加讲求“信达雅”翻译理念当中的“雅”。译文只有更好地做到通达与优美,才能不断吸引读者来阅读中国作品,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与中国文化。针对翻译的内容,尼日利亚作家奥努奈朱·查尔斯则从文学的文化角度出发,希望译者能够更多地去接触和翻译那些反映人文方面的现实议题作品,比如殖民主义等问题。译作应该是通过引入他国文学,更好地去认知自我的存在方式与生活状态,进一步推进政治、社会等现实层面的改善,才能体现出翻译更为深刻的价值。

在图书的翻译与推广方面,韩国翻译家金泰成强调,需要在翻译、出版与阅读三者之间形成良性的循环结构。推进中国当代文学在韩的版权输出与传播,不仅需要高校内的研究成果,还需要面向更广大的普通阅读群的参与。大众化写作是连接广大韩文读者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最短捷径,“翻译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众化写作之一,也是与中国文学携手同行的最快乐的方式”。与金泰成老师相同,同样兼具翻译家与高校教师身份的捷克青年翻译家李素表示,中国文学应该走出课堂,以作品的形式去感染更多的普通读者。纯文学翻译与市场趋势不完全相通,与学术研究也并非完全相同。如何在市场趋势与学术品质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是生产出高质量译作的关键所在。

土耳其青年翻译家吉来提到,现代科技给翻译工作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一是翻译软件的出现,能够有效提高译者的翻译效率与准确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机器翻译可以取代译者翻译;二是语料数据库的建设,为海外翻译家、汉学家提供丰富的语言材料与文化内涵的外延,能够有效解决专有名词的翻译与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误读等问题。

作为外交官的越南翻译家、越中友好协会副会长阮荣光表示“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不仅是对自己的一种殊荣,同时也是一项表明中越两国友好关系的奖项。阮会长认为,中越两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有着诸多共同点,而在此基础上的相互交流与借鉴的意义则是非常重要。翻译在这种外交发展过程中尤为重要。特贡奖中的政事类图书译者较为少见,阮荣光会长的获奖也表明政事类丛书正逐渐凸显其在中国书籍外译中的重要作用。埃及青年翻译家哈赛宁表示,获得本届特贡奖是“对自己汉语热忱的鼓励”。之前由于地理距离,阿拉伯世界并不太了解中国情况,更多是通过转译,尤其是中文翻英文—英文翻阿语来实现中文作品的翻译;通过近十年的“汉语热”与大量中阿直译作品,阿拉伯人开始更多地亲近中国文学、了解中国文化,现十届特贡奖得主中已有4位阿拉伯人获得此殊荣。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何明星教授就汉学的发展变化与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译介情况进行简要梳理。他以为,汉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用“变化”这个词形容。从400年前的欧洲传教士汉学,到20世纪之后逐渐发展的美国中国学,从事汉学研究的人士与关注点不断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与中国不断在变化有关,也与世界如何看到中国的视角有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现已利用OCLC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数据库,整理出2009年至2013年之间覆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2种语言的中国外译书籍目录,“在研究中,我们也发现欧美地区与亚非地区的市场关注点不同。欧洲的市场比较热衷中国传统文学的作品,而日本、韩国等亚洲地区,更倾向于当代作家与作品。”

之后,国内知名出版机构的几位代表就中国图书外译和选本推介与现场嘉宾进行交流。中央编译出版社综合分社社长邓永标从图书出版的角度阐发了“如何向世界传播中国”的看法。他认为,出版单位应该重视和支持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一手抓引进,一手抓输出,做好“思想文化的摆渡者”,把中国优秀的文化摆出去,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引进来。国内外同胞与国外翻译家、作家向世界合力推荐优秀的中国图书,其目的是在推介自己的同时维护文明的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肖丽媛提到,作品的外译一靠翻译,二靠推介。翻译好是重中之重,应该更多地坚持直译的方式,“我们不鼓励从英语转移成其他语言,多转译会损失原本的味道”。在海外推介方面,人民文学出版社近三年努力让中国作家走出去,走进国际图书市场直接与当地作家、翻译家与读者面对面对话与交流。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出口综合部主管经理宋亚娟也坚持“好的翻译+好的营销=好的外译作品”这样一种中国图书走出去策略,并热情地向在场嘉宾发出合作意向邀请,希望促进有关科幻、奇幻和悬疑类作品的翻译与传播。

本次座谈会旨在通过第十届特贡奖获奖者的具体实践经验分享,与国内学者与出版代表面对面交流,共同探讨中国图书的多语种翻译与国际出版和交流机制,增进海外翻译家、汉学家对中国作家、作品更深层次的认知和了解,为进一步孵化、传播优秀中国图书提供了借鉴意义。

(程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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