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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形式的精神介入:路翎的短篇小说 ​

  文章来源:苏大海外汉学微信公众号


  作者介绍:舒允中,美国麻州大学硕士及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古典、中东及亚洲语言文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著译有《内线号手:七月派的战时文学活动》、《时装的面貌》等。


  一九三九年七月胡风在战时陪都重庆重新开始出版<<七月>>杂志。由于以前的撰稿人大多已不在他的身边,他开始努力为自己的杂志发现,训练并宣传新的作家,而这些新作家大多是没有什么经验和名气的年轻人。他像鲁迅对待其弟子那样不仅为这些文学新人提供了职业上的帮助同时也作为他们的朋友和导师从个人角度对他们加以关心。随着他们壮大自己的队伍,增加自己的出版物和阐明自己的文化观点,胡风和他的年轻追随者们增强了七月派在文坛上的地位并使它成为大后方最活跃的文学流派之一。


  七月派在这一阶段中的创作中既反对了大后方文坛上逃避现实的倾向同时也反对了左翼阵营中机械运用马克思主义信条的做法。战争进入持久阶段以后许多流亡作家不得不在大后方定居,由于社会需要某种精神安慰,文学,尤其是小说,在四十年代初期呈现出一种繁荣景象。为了满足消遣需要,作家们在战争末期开始创作律诗,随笔,滑稽小说,奇情故事甚至色情小说。胡风对这种以冷漠和堕落为特点的倾向十分警觉,急切地并不断地号召作家增加自己作品的道德意识。与此同时,他的追随者们在响应他的号召时在他们的作品中集中反映了严重的战时困难,结果这些严肃沉闷的作品与当时的一些轻松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另一方面来说,对教条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抗在决定七月派作品方向所起的作用更为重大。七月派作家几乎从一开始就陷入左翼政治的旋涡并遭到胡风宿敌的攻击,他们将自己看成是鲁迅式的“孤身斗士”并对左翼文化界主流采取了一种毫不妥协的挑战态度。他们认为一些盛行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尤其是对未来的黄金世界的憧憬,不过是隐藏在科学主义外衣下的毫无生气的谬论而已。他们一面坚持“五四”批判现实主义一面使自己的作品与那些在精神上,如果不是名义上,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指导的作品形成对立,结果他们重新提出了一些老的问题,如思想的作用以及知识分子应如何对待劳动人民的精神缺陷等问题,并对这些老问题提出了新的答案。


  无论是在反对战时文学中的消遣倾向方面还是在反对左翼文学中的陈规方面胡风的得意弟子路翎所写的作品都最集中地体现了七月派的方向。路翎在开始其写作生涯时没有从自然主义角度描绘社会现实而是着力于心理探索,随之他对置根于革命文学中的历史合理性观念和崇高化的倾向提出了疑问。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对他产生了尤为重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来说他在这一阶段的所有作品,无论是心理小说还是讽刺小说,都试图从不同角度贯彻胡风的主张。然而或许由于短篇小说的篇幅有限或者由于讽刺作品本身的体裁限制,他对“主观战斗精神”的贯彻在这一阶段中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作者主体与作品中的他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他对“主观战斗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即作者的自我超越,只是在他的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中才成为现实。


  思想的介入


  路翎(本名徐嗣兴)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生在苏州的一个绅士家庭。在他两岁丧父之后不久他的母亲为了抚养路翎和路翎的妹妹嫁给了一个政府职员。五岁在南京上学以后,路翎开始感觉到自己由于是一个继子而在社会上遭受到的歧视。多年以后他曾回忆说他的童年是在“压抑,神经质,对世界的不可解的爱和憎恨里度过的”,而这种童年经历对他的小说的心理倾向无疑产生了相当影响。在这种压抑沉闷的童年中唯一给他带来快乐的事情是有时随着母亲去苏州探访一些有钱的亲戚,这些探访最终将为他的主要作品<<财主的儿女们>>提供素材,因为在这部作品中他不仅采用了一些亲戚的真名而且也可能描写了生活中的真实事件。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他的继父将全家带到四川,路翎在四川继续上中学并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一九三九年九月他将自己的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投递给<<七月>>杂志。在这篇作品被采纳并于一九四0年五月被发表之后路翎开始了他与胡风的丰富漫长的交往,在这一过程中年轻的路翎不仅不断地受到了启发而且与导师一起遭受了政治悲剧。


  “‘要塞’退出以后”重点描写了一个副官在驻守一个要塞前后的混乱经历。这位副官原来是一个运输商,参军后对军旅生活处处感到不适。这种尴尬局面的描写使这一作品在题材选择,情节安排和人物塑造方面与丘东平和阿垅的战地报告文学作品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然而这一作品同时也表现出心理上的复杂性。作品中的主人公沈三宝厌恶军旅生活并一直企图逃跑,但他在逃出陷落的要塞之后却胡乱开枪并因此引起敌人的还击。当他在种种复杂心情和一时冲动的驱使下无端地将自己的上级开枪打死时他自己也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举动。在种种动机和火爆脾气的影响下,这个人物的行为变得既不可思议也无法预测,而这种心理特征将变成路翎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


  一九四0年夏天路翎在一所矿业研究所找到了一份职员的工作,此后由于工作的需要他经常要去重庆郊外的一些煤矿。在他逐渐熟悉矿工生活之后,此时已经成为他的好友和导师的胡风鼓励他在作品中描写这些矿工,于是他不久就很快地向<<七月>>投递了一系列有关矿工的作品并因此成为<<七月>>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就这些作品而言,胡风的有关心理重点的建议比他在题材方面的建议更为重要。为了响应胡风坚持暴露精神缺陷的号召,路翎放弃了那种以情节为中心的传统短篇小说写作方式而将人物的内心世界作为作品的叙述中心,而这位年轻作家在这种胡风所谓的“灰色战场”上与自己作品中的人物进行思想搏斗时不仅选择了自己的题材而且也发展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我们在讨论路翎的短篇小说时首先应该注意到它们的心理重点具有十分明显的非本土性。传统的中国小说以情节为中心,往往不太注意人物的心理活动,甚至<<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样的文人小说所关注的也是某种抒情性的整体幻象而不是具体人物的心理活动。路翎的这些小说写成于有关“民族形式”的讨论之后,当时仍有许多作家在运用民间文学的形式向大众进行宣传,而路翎的这些侧重心理描写的短篇小说则沿着胡风提倡的“五四”文学世界化的方向继续推进了中国文学的国际化。与此同时,这些小说也直接得益于四十年代初期大量出现在文坛上的翻译作品并在许多方面,包括复杂的欧化文体方面,受到欧洲文学,尤其是俄国文学,的重大启发。


  这些写成于四十年代初期的短篇小说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为描写对象,无疑反映了路翎当时所喜爱的<<在人间>>,<<底层>>和“草原”等高尔基作品的影响。像高尔基作品中的人物一样,路翎塑造的人物尽管表面上不是知识分子但在性格上和思想上却常常流露出知识分子特征。他们尽管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但他们表达思想和感情的方式却非常相似。“何绍德被捕了”中的逃兵何绍德和“祖父的职业”中的出身于没落家庭的十五岁的感伤小职员一样沉浸于对生活挫折的苦思冥想之中。在“家”和“棺材”这两篇小说中,地主和流浪工人都常常在思索生命的意义和自己的身份。这些人物具有自己的想法和不快,但他们却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使自己从生活的陷阱中解放出来。许多人物在思想方面呈现出类似的面貌,因此共产党批评家胡绳对路翎将无产阶级人物知识分子化的批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路翎小说中的人物所表现出的这种思想一致性当然可以说是高尔基影响的结果,同时我们也可以像胡绳那样认为这种现象产生于路翎不了解劳动人民或者认为路翎由于缺乏创作经验因而无法塑造各式各样的人物。然而造成路翎小说这一重要特点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胡风对作家与人物之间心理搏斗的强调,在这种近距离的心理搏斗中路翎势必会不时地将自己的某些思想注入小说人物的头脑之中。举例来说,他在第一篇有关矿工的短篇小说“家”中用下列的描述性独白描写地主刘耀庭在娶一位十七岁的姨太太的前夕感到的无名惆怅时就表现了这种特点:


  这样的浓重而又凄迷的黑暗,这样的寂静是很容易使人想起来自己是仿佛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似的。刘耀庭今日是很苦痛了!他忙了四十年,然而他有什么呢?他向这一个不可思议的叫人窒息的世界,带来了什么呢?


  尽管这段描述性独白在字面上保留了刘耀庭的个人角度和感情起伏,其内容与这位勤劳吝啬的地主的惯常行为和思想以及这类人物的公认的思维习惯却不相吻合。多丽特·科恩(Dorrit C. Cohn)认为描述性独白反映的是作品人物而不是叙述者的内心世界,但路翎的上述描述性独白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描述性独白却与叙述者对小说人物的思想批判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相比之下,小说人物的可信性变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对路翎来说写作显然是一种与诠释有着密切关系的道德任务,因此在他的作品中诠释的作用往往掩盖了再现的作用。他的主要诠释工具是极度可靠的第三人称叙述人,而这一叙述人在热烈表达见解的过程中一直以作者代言人的面目出现并不断告诉读者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他对事物做出的权威性论断既直截了当也滔滔不绝,毫无任何含糊或反讽意味,结果我们在路翎作品中看到的不仅是对人物心态的细致检查而且也包括对人物的整体分析,正如他在“卸煤台下”对主人公许小东这个懦弱的矿工所做出的总结中所表现的那样:


  像一切被生活压聩的人一样,许小东是很会欺骗自己的。这就是说,假如偷到了锅而不被别人知道,一切便不会如此严重;他简直就会蠢笨地找机会跟朋友们说,他的锅买上了当,花了三十五块钱。虽然淳朴的生灵会自己惶恐,谴责,痛苦,但在看不出世界在反对他的时候,他的自我欺瞒的本能却更强。然而正因为如此,这样的魂灵们,在犯罪一暴露,世界一在他面前变色的时候,就要变得不可收拾了;他会敲碎一切自己生存的理由,赤裸裸地进入黑暗的破灭。


  路翎笔下的第三人称叙述人在从感性角度描绘人物心理时和从理性角度分析人物心理时都表现出他完全掌握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因此他常常用抽象的语言对复杂的心态加以总结而不去具体表现这些心态之间的细微差别。同时路翎在寻找能够恰当反映国统区战时精神气氛的场景时并不满足于仅仅让这些场景以“客观对应物”的方式存在于作品之中。相反,他常用这些场景引发作品中的敏感人物或可靠的叙述人对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发表见解,而这些心理状态的描写使得路翎的作品往往要比那些反映生活某一侧面的传统短篇小说要长得多。


  在与自己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心理搏斗时路翎注重人物的塑造而不太注重情节的安排。他的这些作品在情节上反映了一个死气沉沉的社会中的一些松散的生活小事,但小说人物的心理活动却决不平静而且占据了作品的中心。这些心理活动往往受到一些日常小事的触发,但它们一旦被触发后却不受情节的制约而沿着自己的方向发展,换句话说它们形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独立范围。路翎在强调心理活动而不强调情节的过程中常常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成热衷于思考或发议论而不热衷于行动的角色。如果说他所塑造的无产阶级人物已经表现出这种倾向的话,那么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倾向。在写成于一九四一年的“谷”这篇描写两个小学教师如何遭受爱的折磨的短篇小说中,主人公林伟奇的剧烈的思想活动和长篇大论几乎完全淹没了他的其他行动。作为一个敏感而又对自己周围的腐败环境满怀轻蔑的角色,林伟奇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检查自己心灵或对女朋友发宏论上,然而路翎却没有将这个善谈的角色看成是又一个不善于行动的“多余的人”而是很欣赏地将林伟奇塑造成一个在不断追求有关自己和有关世界的真理时能够将激情与思想相结合的人物,尽管他同时也保留了这种追求的混乱状态。在他们投身于思想斗争并勇敢地面对时代的重大问题的过程中,林伟奇这类人物,包括<<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蒋纯祖这样一位作者喜爱的人物,成了路翎小说中的真正的英雄。


  在路翎的小说中知识分子代表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个社会阶层。这意味着一个从事知识分子职业的人并不一定具有知识分子的精神,而一个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人不仅具有面对自己和世界的心态而且还具有或许更为重要的面对自己和世界的勇气。在我看来路翎对思想活动的强调表明他企图恢复知识分子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因此他并没有像当时的大多数左翼作家那样将思维描绘成导致政治消极的一种原因也没有将知识分子描绘成受到自我意识和自我怀疑麻痹的弱者。相反,他竭力证明理性分析自有其用途,而且思维本身在拒绝屈从并保持反抗能力的同时就已经成为一种革命意识的源泉。这意味着思维本身就可以是一种革命行为,因此它无须从任何外部因素那里获得动力,无论这种外部因素是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还是共产党。这种思维活动尽管有时会对自身产生深刻的怀疑并对自身的局限性具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但它却不太可能怀疑自身脱离革命实践而消极退却。它的力量和高贵之处在于它能够在与世界以及与自身进行搏斗时不断重新获得主动性。值得注意的是路翎小说中的那些真正代表理性思维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及其代表在左翼文化界所加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反知识分子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路翎笔下的知识分子从来不以自己的身份为耻,也从来不放弃自己的发言权,而从这一方面来说他笔下的第三人称叙述人可以说是一个最典型的知识分子。


  从文体角度来说路翎强调思维的做法一方面导致了评论或议论成份的增加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叙事或故事成份的减少。独白,描述性独白,讲话和对话在他的作品中占据了很大篇幅,而这些语言成份,尤其是叙述人的评论,的对象与其说是存在于故事之中的人物还不如说是存在于故事之外的抽象听众或广大读者。在叙述人和小说人物都进行热烈的思想和语言追求的过程中得到强调的是这种追求行为本身而不是其思想或言谈的具体内容,因为这种内容往往有待于进一步发展。从总体上来说这些作品表现出那种被爱弥尔·本芬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称为“演讲性”的倾向,即那种说话者企图影响听众的倾向。由于其重点是讲叙而不是再现,而且是评论性很强的讲叙,路翎的这种热情奔放的文体不断提醒读者注意故事中的发言人,尤其是叙述人,的存在和他们的言论。


  路翎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独特的,甚至可以说是“非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他为什么要不断地打破人物塑造方面的真实性原则并且还进一步用第三人称叙述人的强烈声音破坏自己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气氛?我认为他的这种做法至少与他对当时左翼主流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小说的挑战态度有一些关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大部分中国左翼作家希望在他们的作品中用马克思主义来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用史诗的方式来再现社会或至少社会的某一部分。在七月派作家看来这种正统马克思主义用来陈述和解释社会现象的叙事模式和解释模式已经变成了俗套。为了反对这种用科学主义观点来笼统地解释一个固定世界的做法,路翎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变化多端的心理世界,一个无须遵循任何既定规则也无须达到任何目的的世界。如果我们对路翎的这种挑战态度不加以考虑的话我们就不能完全理解他的作品中的一些难解的问题,包括常见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化的问题。在路翎的这些短篇小说中,工人和农民已经不再僵硬地代表某些没有自我意识而且能够在外部因素启发下得到改造的社会力量,相反,他们获得了自己的思想和声音并和第三人称叙述人一起推翻了那种规定了工人和农民的作用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社会观念。


  卑下人物和原始强力的反抗


  三十年代中庸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左翼文学界的流行使一种政治寓言得以产生,这种政治寓言的成份包括对社会结构的解释,历史进步的必然性以及无产阶级的革命属性。胡风于三十年代中期号召作家反对“公式主义”时已经注意到在文学作品中逐渐流行的这种机械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倾向并企图对这种倾向加以抑制。尽管其地位在战争初期被爱国主义倾向取代,但在左翼作家于四十年代初期逐步将注意力从战争和战场移向整个社会时这种马克思主义政治寓言再度获得流行。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成为公认的真理,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步观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许多作家的接受。作为七月派的一个代表作家,路翎通过许多反映劳动人民的精神创伤和惰性的短篇小说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这种固有的乐观倾向和那种有关劳动人民的神话。这些短篇小说的气氛十分阴暗,其人物不是一些一蹶不振的生活失败者就是一些既没有什么明确目标也不属于什么群体的盲目反抗者,因此它们对革命文学中的许多基本观念提出了疑问,而最重要的是它们对历史的合理性以及盲目的本能能否升华成有效的社会力量这些问题提出了疑问。


  就路翎塑造的人物而言,其含混的社会背景和多变的个人经历首先值得我们注意,而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和个人经历使得这些人物无法成为代表某些抽象历史力量的明确符号。相反,他们代表的是一些横贯整个社会的变态情绪状况和变态心理状况。作为一个病态社会的象征,他们与朱莉亚·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为卑下这种现象所提出的下列解释十分吻合:“造成卑下的不是清洁状况或健康状况的缺乏而是对身份,系统或秩序的破坏,即那些无视界限,地位和规则的现象,那些模棱两可,含混和复杂的现象。”路翎的这些短篇小说以受侮辱和受损害的下层人物为中心,而这些人物中的许多人已经由于长期遭受精神压迫而丧失了革命潜力,同时这些人物中的反抗者却由于采取了不恰当的补偿手段而浪费了他们的反抗能力。在强调这些人物的精神创伤时路翎还消除了这些人物的固定个性,结果这些没有固定个性的人物无法使自己成为有效的政治力量。


  在路翎看来他的小说人物的病态心理自然应该归因于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而不是生理因素或种族因素,因此他对小说中的社会环境采取了一种显而易见的批判态度。他所描绘的是一种沉闷的,无益于身心健康并妨害人们实现其潜力的社会环境,而那些胆小软弱并充满幻想的小说人物则用变态心理来应付这种不良环境并获得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更糟糕的是许多小说人物采取了一些相互矛盾的心理措施,结果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僵局和个性的解体。在相互矛盾的动机,冲动和感情的折磨下,这些人物不但无法理解自己的真实需要,真实感情和真实向往而且也无法获得心理上的整体性。总之这些人物无法正确地观察生活并因此浪费了自己的心理潜能。


  路翎小说中的这些人物或多或少都受到焦虑的折磨,而焦虑则是精神性神经病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些孤立无助的人物往往将自己的个人问题夸大成生存问题并对这些问题采取了强烈的但并不恰当的心理对策。为了减轻焦虑,他们往往采取了下列补偿手段:首先是将自己遭受的挫折归罪于生活中的无关因素。“卸煤台下”中的感伤的矿工许小东和他的妻子就是这样的例子。许小东将生活中的所有困难完全归罪于自己的婚姻而他的妻子在许小东不小心打破了一口旧锅之后觉得无法继续生活;其次是通过梦想和幻想来逃避冷酷的现实,就像“棺材”中的女佣李嫂对公平的来世所做的那些白日梦所显示的那样;第三是通过虐待他人来获得一种权力感,就像“在铁链中”的被铁链锁住的劳工何德祥在妻子请求当地恶霸释放他时用砖砸妻子的行为所显示的那样。这些人物常常在很短的时间内采用各种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手段。在“王老太婆和她的小猪”这个短篇小说中,受到家庭抛弃的主人公先是将小猪看成是自己唯一的棺材本钱而加以溺爱,后来又由于小猪的不听话而歇斯底里地抽打小猪,最后她又瘫倒在地并梦见与孙女的会面。这种心理上的分裂使路翎小说中的人物在性格方面成为许多断片,结果他们不连贯的语言和行为成了混乱心灵的象征。


  路翎在描绘自己小说人物所采取的不正常的心理防御手段时表现出一种对潜意识的独特的理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入中国后吸引了包括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许杰等许多作家的注意。就路翎而言,他的作品与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等新感觉派作家的作品以及张爱玲的作品形成了有趣的对照。路翎像这些作家那样企图将非理性的心理活动作为一种生命动力加以探索,而在这种探索过程中他也像这些作家那样通过直觉和不同的叙事角度来对客观世界加以主观描绘并塑造具有多重性格的人物。但他没有像新感觉派作家那样去着力描写现代都市中的快速生活,也没有像张爱玲那样去仔细寻找一些能够体现苍凉的历史景观的“客观对应物”。他并没有受到弗洛伊德学说的直接影响,也没有在作品中有意体现弗洛伊德的观点,相反,他对弗洛伊德的许多重要观点并没有什么了解。举例来说,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就看不见施蛰存的历史小说中所突出的泛性论。路翎没有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也不大可能直接接触弗洛伊德的著作,因此如果说弗洛伊德对他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么胡风所坚持的暴露劳动人民精神创伤的观点在这种影响的过程中则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路翎在表现潜意识时不仅关注到潜意识本身而且突出了这一充满不和谐因素的心理领域对有目的的社会活动能够产生的无法预测的干扰。在因果概念已经在现实主义文学中根深蒂固的情况下,他的这种强调潜意识的不稳定性的表现方法与那种强调人类心理的整体性和将心理活动与外部行为与目的加以逻辑联系的理性途径大相径庭。正如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一种不同的场合下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理性途径基本上是一种侵略性和进攻性的途径,因为它像企图征服大自然一样一直企图征服甚至消灭那些所谓“低级的”个人心理官能。从这种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说路翎在表现反常心理本能的过程中重新发掘了那些受压抑的心理状况,而这些受压抑的心理状况以真实的面目出现反抗了理性历史观企图强加在人类心理上的整体性,连贯性和和谐性。


  路翎对潜意识的重新发掘也可以说是对革命崇高观念的一种反抗。最近王斑用极有见地的方式分析了革命崇高观念如何在现代中国文学中将那些本能的,性欲的,身体性的以及女性的因素转化成“高级的”,在文化方面和政治方面受到认可和重视的因素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中国作家对这种做法的挑战。在此我想进一步强调革命崇高观念事实上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中心概念,而路翎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左翼文坛上地位上升时所创作的作品却反抗了这种观念。王斑在其著作中说明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作家如余华和残雪等人如何利用幻想怪诞的成份来反对崇高概念。在我看来,这种做法避免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因而表现出一种暧昧性。与此相反,路翎表现的主要是生活现实,其目的在于表明现实生活要比革命崇高概念通过其解释手段所显示和暗示的生活范围丰富得多。


  路翎的反崇高倾向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写作模式的竞争。在写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现实主义在今天”一文中,胡风声称理论化倾向和美化生活的倾向正在威胁现实主义的精神并使战时文学处于一种危机状态。在他看来,只有恢复新文学的基本方向才能消除这种危机,而代表这种基本方向的则是鲁迅的下列名言:“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胡风在此处用来概括文坛的这两种错误倾向可以说是一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想化写作模式的暗中影射,而他提出的补救方法则来自于“五四”批判现实主义。路翎在这些短篇小说中运用的写作模式基本上来源于鲁迅,而他在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竞争的同时不断地加强了这种模式。


  雷金·罗宾(Régine Robin)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倾向是认为人物的社会特点比他们的心理特点更为重要,而且在这种看法的指导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决不会让自己受到变化莫测的心理活动的削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仅仅具有社会性并且代表了某种明确的政治或生活讯息,而路翎作品中的人物却生活在心理世界中并充满了模糊不定的特点。这也就是说他们的经历并不预示着一个可以通过社会行动达到的美好的未来,因为这些人物本身仍然生存在恶梦般的过去和现在的重压之下。在毫无逻辑性或连贯性的心理活动的妨碍下,这些生存在社会底层的反复无常的人物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中的那些从寓言角度显示历史前进方向的象征性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路翎通常采用的悲剧性结尾则进一步体现了他的挑战态度。


  路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写作模式所采取的挑战态度使得他的作品中缺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中的一个基本主题,即无产阶级人物从自发性行为发展到获得政治觉悟的精神历程。路翎笔下的人物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中的英雄人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没有明确的社会政治目标,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同时也没有战胜敌人实现自己的目标的能力,而在这一方面他所塑造的那些不时用冲动的方式对社会压迫和不平做出个人反抗的反叛者比他所塑造的那些弱者更能表现这种特点。这些以无意识为特征的反叛者们象征着胡风所谓的“原始强力”,这种本能力量既反抗社会压迫同时也反抗旨在为劳动人民的反抗规定方向的马克思主义崇高化倾向,而在反抗马克思主义崇高化倾向的过程中这些反叛者们不断寻求和失去自己的身份,结果他们变成了具有各种异质成份的流动性符号。


  路翎在许多作品中塑造了反叛者形象,然而对 “原始强力”描写最为具体的当数“饥饿的郭素娥”这部于一九四二年问世时曾以其对性和暴力的大胆描写震惊重庆文坛的著名中篇小说。正如胡风在为这部作品所作的序言中指出的那样,路翎在这部中篇小说中追求的是沾满血迹的生活真相而不是毫无生命力的抽象结论。考虑到路翎对左翼文学中的俗套人物所采取的公开的挑战态度,我们如果在解释这部作品时对其政治目的不加以考虑的话就会忽略这部作品的基本方向,而柯克·丹顿所持的那种认为郭素娥代表了类似于神话中的嫦娥所代表的宇宙力量的看法恰恰就是这样一种错误。基于这一作品的这样一种特点,我在下文中将着重讨论它的政治含义。


  “饥饿的郭素娥”中的主角是一位由于饥荒被迫离开家乡的年轻妇女,她在被父亲抛弃后被一个鸦片烟鬼收留并成为他的妻子。这一人物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她的强烈的个性,她的纵欲以及她在酷刑下毫不屈服的坚强意志,而这些特点使她成为现代中国文学中罕见的一个女性人物。朱珩青认为这一人物的原型是路翎在中学时代认识的一位香烟贩子,但路翎的下列文字说明这一人物无疑也是“原始强力”的一种化身:


  “郭素娥”,不是内在地压碎在旧社会里的女人,我企图“浪漫地”寻求的,是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


  这种写法使得郭素娥完全对立于某些传统的女性行为准则,尤其是温顺这种女性行为准则。值得注意的是郭素娥通过性放纵和忍受酷刑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有意识的方式来表现其力量。出于对可鄙的丈夫的不满,她引诱了机匠张振山,希望张振山能够带着她出走,但她从张振山那里得到的只是使她失望的迟疑和遗弃。她的丈夫发现她与张振山的关系后将她关在家里上刑并在当地的保长和一个地痞的帮助下企图将她出卖,但她却一直没有屈服,最后她在被那个地痞用烙铁烧伤并强奸了之后终于由于伤势过重而在几天后去世。


  在“饥饿的郭素娥”中压迫和反抗的戏剧始终以主人公的肉体为舞台而没有发生在主人公的头脑中。郭素娥无法逃离自己的困境,也无法迫使不愿受到任何牵累的情人满足自己的愿望,因此她只能在性生活中寻求片刻的满足,此外她的生活中只有焦虑,恐惧,憎恨,失望和绝望。当她在达到性高潮时感到“仿佛她只有在这一瞬间才得到生活,——仿佛她的生活以前是没有想到会被激发的黑暗的昏睡,以后则是不可避免的破灭与熄灭似的,”她表现出来的只是惶惑与悲观。然而她的性放纵自有其独特的,不可否认的解放性,这是因为她的反抗反映了一种快乐与痛苦相混淆的朦胧状态并在拒绝升华成有效的政治力量的同时用一种无节制而不是收敛的方式表现了自己,因此这种反抗显示了种种未来的可能性。为了强调这些历史可能性,路翎甚至在这一作品中基本上取消了他通常让第三人称叙述人公开发表议论的做法,结果郭素娥由于她的故事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用胡风的话来说,郭素娥的故事不是简单的绣像画或炭画而是一幅融合了各种复杂的色彩和线条并表现了人物的深度和立体性的油画。


  路翎在描绘郭素娥的情人张振山时进一步有意识地体现了劳动人民在进行其历史斗争时所表现出的具体性,自发性和种种可能性。张振山是现代中国文学中最鲜明的工人形象之一,然而他却具有复杂的个人历史,个人性格甚至面部表情,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将他看成是一个典型的产业工人。在成为机匠之前他做过报童,流浪儿,坐探,士兵和学徒。成为工人后他不仅喜欢工作而且也喜欢性生活,而在性生活方面他对郭素娥的态度包含了淫欲,冷漠和尊敬等各种成份。他对自己的个人身份极端注重,为了保持自己的个性他决心不断地试验自己,因此他尽管熟知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和团结的重要性但在行动上却故意表现得不像一个典型的产业工人。他的这种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态度使他在故事方面有意拒绝扮演教条马克思主义者们为产业工人安排的角色,因此他的生活经历和郭素娥的生活经历一样抵抗了那种企图强制生命产生革命意义的教条做法。


  在此我们还可以认为郭素娥和张振山用不同的方式体现了非崇高或反崇高的倾向。正统马克思主义在黑格尔绝对主体观念的影响下将无产阶级设想成一个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采取合理的行动并能够在这一过程中将自己的各种本能力量升华成有益于社会进步的革命力量的群体。朱莉亚·克莉斯蒂娃的下列有关升华的观点有助于我们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观点:“升华不是别的而只是将那些未定名,未定型的事物加以命名而已,而这些未定名,未定型的事物事实上是不可命名,不可定型的。”与此相反,路翎认为劳动人民缺乏政治意识并将这种现象看成是一种真实的反映而不是一种应该加以超越或扬弃的低级阶段,同时他对身体和个人特点的强调进一步抵抗了马克思主义将无产阶级归纳成一些客观特性的崇高化倾向。在郭素娥和张振山分别用无意识的方式和有意识的方式反抗将无产阶级客观化的同时,路翎不仅强调了这些人物所代表的无法定名,无法定型的状态而且还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将无产阶级崇高化的做法不过是一种无法把握人的复杂性的笼统做法而已。从这一角度来说,刘康从巴赫汀 (Bakhtin) 学说的立场出发将郭素娥看成是一个狂欢的身体象征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正如刘康所说,郭素娥不断通过参与,破坏和改造的剧烈行动来反抗马克思主义对欲望,身体和阶级意识加以崇高化的做法。


  路翎的小说在详细描写下层人民的心理病态时突出了暴力问题。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中国左翼小说中劳动人民的暴力行为通常是一种受到升华的政治行动。丁玲在写成于一九三一年的短篇小说“水”中首次描写了农民暴动,不久张天翼,叶紫,沙汀和吴组缃等作家就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趋势,结果劳动人民的暴力行为成了标志政治意识上升和集体力量的革命顶点。这种充满破坏性的暴行被歌颂成正义的社会行为,而它的目的在于消灭一个有缺陷的社会以及这一社会的种种被丑化了的代表。相比之下,劳动人民的暴力行为在路翎小说中是个人行为而不是集体行为,是非正常的而不是正常的心理行为,而且其指向是内向的而不是外向的。简言之,这种暴行起源于劳动人民在中国社会遭受的长期压迫,其表现方式通常具有虐待狂和受虐狂的特点,而这种分散的,无目的的暴行是历史合理发展的障碍而不是历史合理性的结晶。与此同时,这种内向的暴行戕害了劳动人民的精神力量并阻止了这种力量的升华,结果路翎小说中的无产阶级人物与正统左翼小说中的那些进步的无产阶级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讽刺的局限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尾声路翎开始写作讽刺小说,而在此之前他并没有持续地运用这种文体进行创作。讽刺作品在战时文学中是一种重要的文类。战争初期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曾吸引了广泛的注意,此后讽刺文学在国统区一直相当流行。随着政府腐败现象的加剧以及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各种文体的讽刺作品开始在战争的末期出现并形成了一个高潮。路翎的讽刺作品与这一讽刺文学高潮具有某种联系,但他与当时的大多数讽刺作家之间存在着一个区别:他没有像后者那样一味谴责无能的国民党政府,腐败的国民党官僚以及土豪劣绅而是对整个中国社会不加任何区别地进行了讽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与某些左翼讽刺作家之间的区别:这些作家在讽刺现状的同时还出于政治动机对未来做出了乐观的暗示,而路翎则将中国社会或某一社会断面的全面堕落作为他的讽刺对象。在他的讽刺作品中来自所有社会背景的人物都共同造成了社会的精神堕落,因此他的讽刺对任何社会阶层都毫不留情,劳动人民也不例外。


  在阶级区别变得无关紧要的情况下,人群以及人群中的具体个人成了路翎的讽刺对象。在当时的左翼文学中人群往往被描绘成一种革命力量,而占据边缘地位的知识分子叙述人往往对这种人群表示了一种倾慕。路翎的七月派伙伴冀汸告诉我们路翎的讽刺作品受到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和剧本的影响,因此路翎对人群所持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受到了契诃夫的影响。在我看来鲁迅对人群所持的那种尼采式的观点或许是另一种同样重要的影响。路翎笔下的人群和鲁迅笔下的人群一样满足于生活现状,代表了一种无法改善自己的历史惰性。换句话说,这种人群生活在一种没有历史变化的环境中。由于缺乏历史潜力,这种人群无法成为改善社会的动力。与此同时,这些作品中的第三人称叙述人在反抗这种惰性的同时成为动力的唯一代表并在不断批判这一人群的种种缺陷的同时成为它的绝对对立面。


  路翎的挑战姿态自然使他在这些讽刺小说中着力显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丑恶世界。这些描绘国统区生活小景的作品以永久消沉的农村或小镇为背景,其人物不是缺乏内心世界的小丑就是心口不一的伪善家,路翎在用漫画手法夸张这些人物的冷漠,奴性,虚荣和卑鄙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种嘲讽的叙事口吻。为了使他对种种丑恶现象的抨击更为有力路翎还强调了自己作为一个讽刺家和这些丑恶现象之间的绝对道德区别,而在描写这些小丑和无赖的同时他并没有对自己进行什么描写,结果他在作品中只发挥了组织场景,事件,人物和提供某种历史景观的作用。


  除了契诃夫的作品之外,鲁迅的短篇小说“示众”或许给路翎的社会景观提供了具体的启发。鲁迅在这篇写成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并被收入<<彷徨>>中的短篇小说中表面上描写了一群犯人如何在北京的一个炎热的夏日被迫游街示众,然而这篇小说实际上的攻击对象却是那些冷漠的看客,其生理和心理缺陷从鲁迅给他们起的“胖子”,“瘦子”,“秃子”和“红鼻子”等绰号即可看出。在“棋逢敌手”中路翎描写了一幅类似的然而却更无生气的场景:


  夏天底炎热的中午,在这个小镇上,差不多整条街都睡着了,统治着一种巨大的昏厥和寂静。人们在任何一个略有蔭蔽的处所,在那些破墙底后面,在那些光秃的树木下面,在地上和板凳上半赤裸地仰躺着。


  在展示了这个肮脏小镇的全景后路翎着重描写了两个小丑般的当地居民之间的一场棋局。在这场棋局中这两个棋手之间的争辩和谩骂只是暂时惊醒了小镇上沉睡的居民,最后在两个主角重新开始下棋以后整个小镇又恢复了沉睡。


  如果我们将这一小镇看成是中国的缩影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棋逢敌手”以及路翎的其他类似小说强调了中华民族的极度消沉。为了强调这一特征,路翎采用了粗略的笔触,结果夸张代替了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这种夸张没有什么机智,幽默,滑稽,反讽或幻想成份而仅有严肃而又强烈一致的道德成份。作为一个严峻愤怒的讽刺家,路翎总是用一种严肃的方式从道德高度对社会中的丑恶加以批判。由于他的道德标准和界限十分明确,他对自己的道德立场以及他的批判对象没有什么怀疑。然而在这种明确的道德界限和信心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自我封闭的感觉,而我将在下文中进一步指出这种感觉最终将在路翎的讽刺小说中造成障碍并将破坏其社会功能。


  由于路翎不太重视人物的具体社会背景,他所塑造的漫画式人物往往可以代表各种社会阶层。在“新奇的娱乐”这篇小说中,他描写了职员,穿着入时的年轻妇女,工人和流浪汉等来自各阶层的角色在一个重庆汽车站等公共汽车时故意不给一个瞎子让路的恶作剧并借此突出了这些角色的冷漠。他不仅将这些角色放在一起而且突出了他们的共同心态,因此在事实上对这群人进行了集体批判。类似的批判还可见于“中国胜利之夜”这篇小说中。在这篇由一些互不相关的断片组成的小说中他用讽刺的口吻描写了一个内地小镇上的各种人物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的夜晚如何用胡闹,幻想和异想天开的计策来庆祝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而这种描写使得这场庆祝变成了一场在这种历史转折点上给未来投下阴影的闹剧,与此同时路翎对这些精神缺陷的顽固性的强调使得重复和停滞成为这些讽刺小说中的历史景观的主要特点。


  路翎在这些作品中显示出他所塑造的这些漫画式人物不仅行为可憎而且缺乏精神世界,而他的强烈道德感使他不愿详细描写这些堕落人物的内心世界。正如维恩·布斯(Wayne C. Booth)所指出的那样,“任何显示内心世界的做法,无论其深度如何,都会使那个内心世界得到表现的人物暂时成为叙述者”。这种做法意味着让对手占领作品中的道德战场,而这正恰恰是路翎作为一个讽刺作家所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因此在强烈的道德感的驱使下路翎一方面使自己在这些讽刺小说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而另一方面又完全取消了小说人物的观点,结果这两种功效相同的做法使得作品中的道德斗争总是以作者的胜利告终。


  路翎即使在允许这些堕落的人物发表自己观点时也千方百计地设法使这些观点的浅薄轻浮变得显而易见,因此这些人物在通过思想和语言表达自己看法的同时依然显示出他们缺乏内心世界。在“瞎子”这个短篇小说中,自大的售票员高国华对乘客做出了种种粗俗的推测,而这一过程也逐步暴露了他的庸俗,同时作者暗中以高国华对立面的姿态出现辛辣地讽刺而不是善意地嘲笑了这个欺骗自己的小丑对一个瞎乘客做出的趾高气扬的教训。在“秋夜”中路翎讽刺地描写了乡政府职员张伯尧在一个深夜中对未来做出的宏伟计划和张伯尧在折磨一只被他用门夹住的老鼠时表现出的愉快,而这种思想与行为之间的巨大差异表明这个毫无自我认识的人物的“严肃”计划不过是他在庸俗生活中做出的幻想而已,结果张伯尧像“瞎子”中的那个自大的售票员一样成了一个只能欺骗自己的小丑。


  路翎采取了取消人物的内心世界,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平面化和强调人物的思想与行为之间的差异等手段来达到一种讽刺性愉悦,而这种讽刺性愉悦强烈地显示了作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优越性,同时它也表明作家对自己理解和评价这一讽刺世界的能力充满信心。然而在这种信心的背后却隐藏着作者无法改变其批判对象的感觉。作为一个充满优越感和轻蔑态度的讽刺作家,路翎使自己完全对立于作品中的乌合之众,与此同时他也失去了影响这些乌合之众的能力。换句话说,讽刺作家和作品人物所处的不同世界由于没有任何相互影响而变成了静态世界,因而两者之间的矛盾最终无法得到解决。


  “一封重要的来信” 最能体现这种困境。在这个短篇中路翎一反常态,给作品的主要讽刺对象吴器识赋予了一个心理世界。这个庸俗的小职员因为一个从前的上级即将来访而感到十分兴奋,但同时他又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谄媚并为此感到恼怒。正如路翎在其他作品中的心理描写中所显示的那样,吴器识在与自己进行的内心对话中表现出的自我谴责事实上是作者介入人物心理的结果,因为这种明显的正确态度与这一人物的性格并不相符而且对他的谄媚行为也没有什么影响。在故事结束时吴器识开始给他的旧上级写一封很长的欢迎信,这表明尽管他不时意识到自己应该怎么做他的本性却没有任何改变。作者从外在角度出发给讽刺对象安排了一个内心世界,但这一内心世界却无法战胜讽刺对象的习惯行为方式。这种结局表明路翎无法调和自己采用的讽刺方式与心理写作方式之间的矛盾,因为前一种写法要求界限分明而后一种写法则要求移情和思想交流。讽刺写作方式对讽刺作家与讽刺对象所持的静态看法最终表明这种写作方式并不完全符合“主观战斗精神”的要求,而为了克服这种静态看法路翎必须采取另一种写作方式。


  本文选自舒允中《内线号手:七月派的战时文学活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五章。)(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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