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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不是中国文化的简单复制

刘东

《 人民日报 》( 2014年04月10日 24 版)

在如何看待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上,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误区:与中国人的认知越是相似,就证明对中国的理解越是深刻,就越是优秀的汉学家。我就曾经听到某位教授在演讲中发表了这样的论调:某某汉学家所发表的观点,是最靠近我们中国学者的观点的,这实在是难能可贵。但我从来都不这么看。

正好相反,如果到美国亚洲学会的年会上开会,或者到哈佛广场的书店里挑书,我最倾向于忽略的,往往倒是那些用“中式英语”写出来的作品——我这里是指那些先被我们在国内训练出来,又考托福去那边移民的所谓“汉学”学者,他们的东西往往最是一览无余,听个开头就知道后面想说的是什么。都是熟悉的套路,没有什么新鲜的知识。

所以,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汉学作品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它们能给我带来新奇感或具有颠覆性的认知。而这种颠覆性说到根上,是来自它们在文化上的异质性。虽然汉学分明是在讨论着中国问题,却仍然属于西学的一个分支,贯注的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视角,凝聚了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思考,而不是对中国文化的简单复制。

非常宝贵的是,正是由这种思考所产生的异质性,才构成了不同文化间取长补短、发展进步的动力。反过来说,要是所有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观点与认知都变得与中国人如出一辙,我们反而就失去了反观中国问题的参照系。正因此,我一直都在主动追求并组织引进这种知识上的异质性,尽管外国汉学家们也经常以不靠谱的“乱弹琴”,惹得我勃然大怒或哈哈大笑。

此外,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个有机部分,汉学著作已经构成了国内新一代学人的必读书籍,有些学者甚至以“汉学热”来形容。而对于它们的持久不断的阅读与消化,也持续地突显了“中国研究”本身的跨文化性质。换句话说,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即使一位读者只是在关心着中国问题,他的阅读视界也必定属于跨文化的。

然而同样的,我们也一定要警惕这些作品的异质性和颠覆性。特别是,由于它们采取了“中国研究”的形式,并且讨论着中国历史或现实中的细部问题,其异质性和颠覆性就往往更加难以被人自觉地意识到。若不保持警惕,国内的汉学研究者往往会被国外汉学家的观念所同化, 原来是以别人的视角作为参照,却让别人的视角变成了自己的视角。

作为一个可资对比的例子。比如台湾一些研究机构,其主干力量基本都来自美国研究生院的东亚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更像是美国汉学的一个支部,根本不敢怀疑他们老师的观点。大陆的情况虽然才刚开始,但也已经有唯恐“学得不像”的苗头,从文章的标题到研究的立意,莫不如此。更严重的是,看穿问题的症结,其实当今知识界很多无端的滋扰与迷局,都是由一些食洋不化的、被汉学家训练出来的“汉学生”们所引进的。

于是在一方面,我们必须怀着强烈的求知欲,自觉意识到任何一次开卷,都是在主动拥抱新异的知识。我们决不能如此故步自封,只指望有人以其独立的研究,来验证我们固有的和老旧的知识,不能因为某个汉学家的结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就认为他是难能可贵的。否则我们从中什么都学不到。

但在另一方面,对于这种跨文化阅读中的异质性,我们又不仅要知其然,还更要知其所以然,不能盲目崇信这些新异的观念。要具备深厚的汉学史知识,从而了解那些汉学家的言说背景,了解那些学术话语的来龙去脉,了解别人可以说出来的和不便说出来的,以便同时看穿他们的“洞见”与“不见”。

身为中国人,我们的未来还要取决于自己对于中国的了解和判断,以及自己基于这种知识而做出的文化选择。不管是什么样的知识和范式的更新,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虑和处理,而不是亦步亦趋地听凭别人发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算得上是善于利用跨文化阅读中弥足珍贵的汉学资源,才能在中华文化与不同文化的映照中丰富自己。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本报记者周飞亚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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